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11期

邢云文

　　回顾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所遇到的一个困扰是：究竟是该以时代定义文明，还是以文明诠释时代。千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似乎在用一种“互释”的方法向我们描述历史演变的轨迹、解释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1000多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虽然在文化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文明的质态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变迁，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不同景观。另一方面，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时代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比如今天的世界，身处全球的现代城市景观中，我们感受到人类似乎处在同一个时代，而当离开纽约、伦敦、东京、上海，走进非洲广袤的草原部落、北极圈爱斯基摩人的营地，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其中的人们似乎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中，他们的文明样态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文明。也就是说，在编年史意义上的同一时代坐标中，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不得不说，仅从历史直观的角度，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文明与时代关系的复杂性。鉴于此，讨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题，有必要对时代和文明的关系进行梳理，以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其中的丰富学术内涵。 

　　文明视野中的时代观念变迁

　　关于时代的概念有两种理解：一是客观时间意义上的代际变迁。我们可以用某一种客观的时间度量来描述。时代观念起源于人的时间意识，大自然寒来暑往、四时更替的规律变化，让人们产生了最早的时间观念，并通过天文学的观察获得了衡量时间的刻度，由此人们可以按照自然规律变化来安排生产生活。如中国古人就通过天体运行的节律性变化，确立了年、季、月、时的概念。在一年之中，又根据季节的规律性变化划分了二十四节气，从而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遵循。这种主要基于经验观察获得的时间概念，实质上体现了人对自然运动规律的把握，也由此确立了人在自然节律性运动中的位置。 

　　如果说人在观察自然变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时间的观念，那么“代”的观念则是通过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由此区分了人类血缘意义上的世系。在生物学意义上，这种“代”的区分确立了种群繁衍过程中的伦理秩序，从而避免了种群进化中的基因退化，构成人类种群能够不断向着进步方向演化的生物学基础。这无疑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的巨大进步，也是人类文明演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意大利的维科看来，婚姻是“第一次人间制度”。正是通过确立婚姻禁忌原则，人类确立了能够超越动物性的婚姻方式，这也是一切文明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为确立代际继承关系形成了一套基于血缘基础的伦理秩序，这也构成了文化传承赓续的基础。在中国，这种伦理秩序通过家国同构建立了“家-国-天下”的政治秩序。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王朝更迭，但是这种家国同构的基本秩序并没有大的改变，以维护这种伦理秩序为使命的儒家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从文明发展史来看，今天我们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断代划分，主要是以客观的朝代更迭为依据的，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主观评价。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是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近三百年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的纪年方式里，指的是周平王元年至周元王元年这段时间。但是为什么说是春秋时期呢？鲁国史官记载历史时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记录，故此简称“春秋”。历史编纂学也是根据这样的纪年来记录历史事件，从而让我们获得了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作为编年史意义上的“春秋时期”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春秋时代虽然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在修史时采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通过曲笔来呈现史家的真实意思，对人物的评价褒贬系于一字。他通过这种历史叙事笔法来表达他对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折射了他所秉持的历史观。实际上，由孔子编订《春秋》所确立的历史叙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历史观的形成。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衡量大的时间刻度的方式。如在中国古代的朝代纪年，每个王朝都有以皇位更迭为坐标的朝代更迭谱系。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都有自己的纪年系统，如官职纪年、奥林匹亚纪年、卡皮托林纪年等。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则是以耶稣诞生年份作为元年，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时期。每一种纪年系统实质上都是按照一定的历史事件来划分的，包含着某一种特定的历史含义。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客观上的“时代”观念，才有了人的历史，历史不过是时代变迁轨迹的表现。但这种客观意义上的时代观念却在一开始被人赋予了某种人文的意义。所谓“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虽然自然界寒来暑往、四时更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一旦这种变化的规律和节奏被人观察并定义，就有了人文意义。不仅如此，时代的观念在其后的演变中成为文明发展的刻度。因此，也就有了第二种意义上的时代观念，即文明史意义上的时代。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曾经在其长诗《工作与时日》中描绘了人类种族退化的场景，在他看来，人类种族的演变经历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变迁，处于“黄金时代”的人类与诸神生活在“天上的王国”，而处在“黑铁时代”的人类则“面对罪恶无处求助”。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种族走向退化的进程。无独有偶，在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思想，如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最好的时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而在“大同”之后，则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信而好古”的孔子曾经以艳羡的语气表达了对自己对上古三代的赞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可见，在古人的眼中，人类文明并不是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的。孔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谈到春秋战国时期，往往称其为“百家争鸣”的时代，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思想和思想家。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创造和碰撞交流，为后世文明发展和演进奠定了思想观念基础。在同一历史时期世界上其他地方似乎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老子，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成为不同地域文明走向繁荣的思想奠基人。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在中国、印度、西方同时出现人类文化突破的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文明的“轴心时代”。 

　　由此可见，关于文明和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时代划分存在不同标准，对文明的理解也存在主观偏向。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我们正确看待文明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工具。这就是，其一，在文明的起源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劳动在推进人类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决定性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其二，在文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生产工具的革命划分文明的不同阶段，从而确立了时代划分的客观标准。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等，实际上就是以生产工具革命性变革作为划分时代的依据的。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还按照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式来划分时代。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既表明了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内涵着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步步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种关于时代划分的流派，但真正揭示了时代和文明关系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时代和文明的关系。 

　　一个时代的文明高度是由引领这个时代的民族创造的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人类文明的最初起源依然是一个谜题，但是在后来的文明发展中却呈现出一种多个区域独立演进的文明景观。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留存在历史记忆之中最著名的古老文明有四个：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以及中国。其中前三个古文明都消失了，只有中国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同时，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先后出现过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等，这些文明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创立了疆域广大的帝国和灿烂辉煌的文化。实际上，这些文明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帝国的崩溃而完全消失，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延续到今天的民族文化中。 

　　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我们也会发现，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域（主要在亚欧大陆、北非和环地中海区域），人类文明的演进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前进的状态，不同文明在这个跨越漫长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各自“独领风骚数百年”。从西方文明来看，从前希腊文明到古希腊文明，再到古罗马文明，先后经历了1700余年时间（公元前1200年～公元476年）。公元前5世纪左右，是古希腊城邦雅典、斯巴达兴盛时期，代表了希腊文明的巅峰时代，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对后来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古典三哲”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擘，对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成为西方古代文明的巅峰。公元前476年来自北方的蛮族攻陷罗马后，西罗马灭亡。欧洲由此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当欧洲进入“黑暗时代”后，公元6～7世纪，阿拉伯文明却逐渐走向鼎盛时期，不仅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还垄断了东西方的贸易，推动了伊斯兰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西方人真正地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则是在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地理大发现，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德国的哲学革命相继推动西方现代化进程。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在创立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时候，提出了“世界历史民族”的概念，即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代表世界历史文明高度的民族，影响了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当然作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民族”概念是建立在其“绝对精神”理论体系的统摄下的。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的“世界历史民族”，就是绝对精神在每一个时代的承载者，而其真正的理论诉求却在于为日耳曼人注定能够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进行辩护。抛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和民族主义的考量后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是抽象的，但是对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也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民族”概念得到了进一步超越。在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历史进步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不同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等方面的差距，在最初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由此也塑造了文明的阶梯性和多样性，但人类历史总体上是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在马克思这里，不同时代的文明所展现的是整个人类进步的趋势，因为随着交换和分工的发展，生产力自身势必要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疆界。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人类整个历史来说，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担当了人类文明的主要角色，使其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而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高度也代表了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从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来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地球上的各个文明虽然也通过贸易、战争、移民等多种形式进行着漫长的文明交往，但这种交往依然是局部的。也正是由于文明交往的不充分，西方人认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充满神秘感的。17、18世纪的西方人对东方文明充满了艳羡，其中包含了《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但同样这也成为了西方人进行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动因。因此，自近代以后人类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历史，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文明，也源自文明交往。在此期间，由于西方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从而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域而言占据了历史发展的高势位，也掌握了对于历史话语的解释权。时至今日，在西方人的地理坐标中仍然有着中东、远东的标记，这不能不说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地理中的鲜明表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引领时代的必然性

　　历史地看，影响一个民族能否成为世界历史民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文明积累的程度，反映了文明的先天禀赋；二是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反映了文明的精神状态。当历史条件具备，历史主体又具备主动精神时，一个民族就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明高峰都是世代累积的结果，而文明的衰败则主要源于文明主体的精神退化。反过来说，文明的累积和创造性突破必然是历史主体自觉行动的结果。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能够通过历史遗迹和文献典籍感受到文明的薪火相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文明的断裂，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与古人相连。虽然自近代以来这一历史进程遭受威胁，但中华民族也恰恰是在经历惨痛教训之后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根脉”和“魂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从文明发展演进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主要源于文化传承的连续性。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家园之感”并不需要回到某一个特殊历史场景中才能找到。在生活、日常交往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这种文化的归属感。如今人读《论语》，孔子的形象栩栩如生，他在两千多年前留下的箴言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些独特的文明特性既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标识，也是我们能够在人类历史演变中始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民族相比，这种历经五千年积淀的厚重文明为我们面向未来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地基，使现代的中国获得了源源不绝的文化滋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厚重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的，今天我们所要创造的文明并不是简单的返本开新，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基础上的创新。这是我们这个文明具有的最大文化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方现代化路径依赖的文化原因。中华文明自身的独特性，不仅昭示着我们能够在赓续基础上重建新文明的可能性，也建构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链接。从历时性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合乎历史逻辑的现代形态；从共时性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超越于缘起西方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便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典型样本，而中华民族作为这一文明形态的承担者，也就注定成为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主体。 

　　从文明发展的主体条件看，自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使自身成为创造新文明的历史主体，也通过历史动员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性。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没有像历史上的众多古老文明一样被摧毁、取代，也没有像近代以来世界上众多民族一样成为西方文明的附庸；而是在经过不断地抗争和奋起后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的文化新生和主体再构。从文明发展史意义上看，这一充满了挫折与勇气的历史进程，既是文明质态的历史性飞跃，也是文明主体的涅槃新生。而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革命性的历史变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上的革命使得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得到巨大的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理论上的主动是最根本的历史主动。 

　　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以高度的历史自觉、理论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极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新境界，为我们引领未来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和科学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超前的创新思维，不断地用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内涵，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概念、新判断、新原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新样态。特别是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现代化规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成功实践和创新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从而也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有了全新的历史定位。 

　　正是在此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奋斗，不仅仅具有民族意义，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伟大进步，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因此，中华民族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再一次走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将成为表征21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型样本。 

　　（邢云文，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导，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著作有《时代精神：历史解读与当代阐释》、《文明形态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论文）等。）